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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2019年第13期(任正非的世界观)

任正非的“世界观”

对任正非“世界观”的准确理解,有助于在“力挺华为”的全民热潮之下,始终保持一种正确的三观。

  任正非,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企业家中的硬汉人物。
  青年时代就读工科,创业之后,始终和通讯设备打交道。伴随着华为成为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巨头,他的故事更被看作是科技兴邦、理工救国的典型。
  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广为人知。而今,在“力挺华为”“芯片自主”的呼声不断涌动的背景之下,过去的熟悉口号似乎又开始在中国人的耳畔回响。
  但这并非任正非的本意。在2019年5月的密集受访过程中,他早已公开对媒体表示,希望青少年不要单纯学习“数理化”,应该有全面的素质发展,有广阔的文化基础。
  任正非早已不是那个曾经的理工科热血青年,他是世界顶级的企业家,指挥华为的18万员工在全球和同行短兵相接,血战亚非拉,以及欧洲大陆。
  他是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人,他懂得这个世界的竞争法则,更懂得中国人如果要胜出,被长期忽略的凭借到底是什么。
  创新也是一种协作
  5月21日,任正非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之前,他还明确表示:“我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我们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任正非的观点可以说犀利,而且无情,但他是对的。在很多领域,技术进步太快,重复别人的研究,既不经济也不现实,不断做这种“无用功”,必然永远落后于别人。
  在任正非看来,创新是一种全球性的协作,闭门造车的模式只属于“小农生产”。他说,下属报告美国供应商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还在努力备货,并且和美国政府不断沟通审批的事情时,自己“流泪了”。
  任正非对全球协作的笃定,既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利益、实力现有格局的实情,也一定程度来自他自己的故事。
  过去,任正非和华为长期被外国媒体认为有“军队背景”,而且牵涉颇深。这些年来,猜测逐渐淡化,华为的民企定位开始被广泛承认。不过,任正非青年时代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的确和军队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可选项并不多。
  任正非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目前这所学校已并入重庆大学。但在那个时候,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一所广义上的“军校”,该校和基建工程兵部队有着深厚渊源。毕业之后,任正非参了军,并一直做到了技术副团级干部,无军衔。最后,在百万大裁军的时候,任正非退伍,南下深圳。
  当兵的历程,塑造了任正非。直到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也颇为军事化,并影响了华为的管理风格。更重要的是,曾经的工程兵背景,也让他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着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理解。因为在任何时代,军工竞争必然对民用技术竞争产生外溢—一是技术,二是理念。
  军事技术的竞争,是世界技术竞争的巅峰对决。民用技术的竞争关乎利润,但军事技术竞争关乎生命和国家运势,因此其投入往往更加不计成本。20世纪那些最顶级的原创性技术都和军事有关。比如,互联网的发明即是出于军事通讯的需要,液晶屏的发明不过是为了节约坦克内部的空间,而人造卫星的升空也同样是出于军事用途。
  在二战之前,军事技术的研发往往各国各自为政,那些旨在争霸全球的强权国家,形成了地球上一个个分散的、彼此缺乏协作的武器研发中心。在这个时代,唯一的联系或者说“协作”,是窃取武器信息的间谍们的故事。
  但二战之后,特别是两大阵营的对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军事技术研发的地理分布模式,分散的点状研发开始朝着协作的网状研发演进。更重要的是,协作开始突破国界,同一阵营的国家之间开始实现技术的共享和产业链的整合。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军迷”很容易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时期,美军直升机已轻盈如蜻蜓,而苏联80年代在阿富汗使用的直升飞机却异常笨重,体积也大。
  为什么有这种差异?一种理解是,美苏两军的作战风格不同、作战地理条件不同,所以装备有差异。但另一种解读也非常流行,即美国技术更好,能做出“更小”的直升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越是顶级的电子系统,往往效率越高,能耗越低,而且体积越小,这使得美军直升机能缩小体积和自重,增强防护,保护乘员。但苏联没有强大的电子工业产业链,所以只能做得很大。
  但美军军工技术的强大,并不只是靠美国一家的“自主研发”,而是它整合当时全球最顶级的电子工业产业链。
  军工与民用的世界
  美国军工系统拥有全球最具开放性的产业链,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即是日本的工业体系也被深度纳入其中。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曾一度希望和美国展开产业竞争,但由于科研实力、市场容量和企业管理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败下阵来。但善于汲取教训的日本人,找到了一条“次优”路径,即避免和美国的正面产业冲突,而是专心做另外两件事。
  一是对美国的技术进行应用深化,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也拥有最具竞争力的芯片公司,但在苹果横空出世之前,世界上最好用的电子消费品几乎都是日本制造。日本做的另一件事,是利用日本独特的“工匠优势”,发展那些并不绝对依靠实验室基础研发的产业,比如碳纤维、精密加工等偏重于工艺流程的创新。
  这两件事构建了日本工业融入美国军工体系的基础。比如,经过长期发展,日本的电子工业拥有了众多顶级的航空电子方案供应商,在流程制造领域,则拥有最好的碳纤维供应商和精密加工机械的制造企业,而它们正是现代顶级军工不可或缺的“产业链配套”。事实上,美苏争霸期间,苏联也多次向属于美国阵营的日本购买机床等设备。
  冷战之中,美苏并未爆发直接热战,因此双方真正的军工水准并没有面对面较量的机会。但从一些局部冲突比如海湾战争来看,美国军工的水准的确比苏联更胜一筹。一些人甚至认为,双方存在代差。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苹果是最典型的民用产品全球产业链整合者,那么美国的军工企业则是军用领域的“整合之王”。华为是一家民用公司,而任正非早已不在部队,但作为曾经的“技术副团级干部”,并长期浸润于通讯设备这一特殊产业,任正非对包括军工在内的英美工业体系,必然有着超出常人的理解和洞察。
  这将影响他的世界观。
  作为企业掌门,任正非当然需要对国产芯片技术的创新表达乐观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不忘表示,如果美国人允许,华为永远需要美国芯片。“日本媒体整理稿子时有一点偏激,我们能做和美国一样的芯片,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买了。”
  军工和民用的产业逻辑既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部分在于都必须“产业链为王”,最成功的整合者,才能成为最顶级的玩家。但不同点在于,军品的采购者是政府,市场竞争程度并不高,而民用品必须面向消费者,竞争空前激烈。华为早期做交换机、基站,这些业务和军品市场的逻辑有几分类似。但到了消费品阶段,这个逻辑就无法继续运转。
  根据数据机构IDC发布的中国市场手机跟踪报告,2018年中国前五大手机品牌为华为、OPPO、vivo、小米和苹果,五大厂商瓜分了87.5%的市场份额。其中,华为一家的出货量超过1亿台,份额由2017年的20.4%扩大到26.4%,国内市场“老大”的地位越发无人可以撼动。
  华为财报显示,从业务板块看,2018年,华为传统的优势领域—运营商业务实现了2940亿元的收入,企业业务实现销售收入744亿元,而消费者业务(手机和平板为主)越发成为主力,实现了销售收入3488亿元。按比例计算,消费者业务占比约为49%,而在2017年,消费者业务占比不过40%,再回到消费者业务发力的2013年,彼时占比只有25%。
  显然,消费者业务早已成为华为的绝对支柱,而如果要维持增长,要保证特殊股权模式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这一业务的战略核心地位还需要不断加强,它是未来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从2B向2C的转型,早已锻炼了华为在消费者领域的市场意识,而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任正非对“芯片自主”的真实看法。
  是技术,还是管理?
  从近20年的IT硬件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对一家移动设备生产企业来说,大规模进军上游,把外部贸易内部化,最终实现“芯片自主”,其实是一种有点危险的战略。因为,下游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会给上游的某些战略调整留出足够空间。
  对移动终端,消费者的要求本质上在于两点,一是性价比,二是性能。芯片是手机成本的大头,芯片成本事关性价比。同时,芯片是驱动硬体的核心,也是跑动软件的中枢,它事关性能。但作为芯片领域的后来者,华为旗下的芯片企业要同时降低成本,并保持质量来抢占份额,改变业已固化的市场格局,并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企业做芯片的难度,要远远高于搞大飞机的难度。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用飞机采购商,国产大飞机不愁市场,只要销售在,那么利润和资金又会不断反哺大飞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但芯片下游的手机企业,它们有着非常多的替代方案。很难想象,三星、苹果、小米等企业,会像国有三大航空公司支持大飞机企业那样支持华为的“芯片自主”计划。实际上,在电子消费品领域的纵向一体化,早已被证明缺乏经济性,苹果、小米等企业的崛起故事正是“反纵向一体化”的典型。显然,任正非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另外,“操作系统自主”也是一个可选项,但和公用安卓系统相比,并非毫无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不开放的苹果和开放的安卓两大系统一直都在不断成熟。以安卓为例,可以说全球的上百万软件开发爱好者们每天都在合力完善这个系统。另起炉灶,在产品中推广新操作系统,无疑是一种商业冒险。几年前,台湾知名手机制造商HTC曾与微软合作推广微软自己的手机系统,最后,HTC在移动时代兵败如山倒。
  在孟晚舟被捕之后,中美贸易谈判也几经周折,任正非罕见地密集接受了媒体采访。梳理他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一直都在努力保持着一种平衡。首先,作为华为的精神领袖,以及一家中国企业的掌门,他必须表明立场:不惧怕贸易战,自主芯片正在推进。
  但作为世界级企业家,他也必须以身作则,要诠释一种更重要的现代理性价值:过去,华为的崛起是全球分工深化的产物;现在,华为要走得更远,更需要世界的认同,并需要和世界进行某些超出技术层面的“接轨”。
  实际上,除了技术层面,华为在管理上也一直在努力与世界接轨。1998年,成立仅十年的华为引入IBM参与自己的信息化管理流程改革,5年共计花费4亿美元,这种决心绝非其他同行可以比拟。近20年来,除了IBM,华为还曾聘请过埃森哲、BCG、普华永道、美世等咨询公司为华为贡献管理智慧。
  在普通人看来,通讯设备行业属于“高科技”,但这个行业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并没有那么高频。同时代的华为、西门子、思科各家企业的竞争,更多是成本和管理的竞争,并不存在技术的代差。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企业以性价比取胜,这背后既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有关,也和本土工程师红利对接世界管理技术有关。
  对此,任正非了然于胸。因此,他才会说,希望中国的青少年不要单纯学习“数理化”。
  任正非是成长于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理工男”,但他的创业历程早已让他完成了蜕变,实现了世界观的丰富。
  正是这种丰富,才成就了卓越。
  任正非:发展工业不是修房子,光砸钱很难成功
  自美国政府宣布制裁华为以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次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梳理任正非在采访中的表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世界观。
  生活所迫,创办华为
  记者:回头看你个人的经历,我想让我们的观众了解你是怎样一个人,以及到底是什么促使你创立了这家公司?
  任正非:其实我的历史分为两段。第一,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生存。在大裁军之前,我在军队里服役,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里,我是副团职的工程师。但是突然大裁军,我们集体被裁了,被扔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那时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为何物,比如这个东西买进来10元,怎么卖出去12元给人家,这不是骗子吗?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禁锢中,在大海中一口口呛水,而且对人超级信任,我在一个小公司工作时,钱被人骗走了,然后我去追款,没有钱请律师,就自己学法律,自己当律师,把世界的法律书都读了一遍。
  我悟出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就两个东西,一个是货源,一个是客户,两个之间的交易就是法律。我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能掌握的就是货源,我能遵守的就是法律。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动机,自己要研究商品,通过合法交易手段,从客户那里把钱赚过来。
  在这个情况下,原来的公司也不要我了,我只好重新出来工作。正好中国开放改革之后,允许知识青年回城,政府没法给他们安排工作,就允许他们卖大碗茶、卖馒头。在深圳,允许一部分人做科技公司,我想试试看,就创办了华为。是生活所迫,无路可走,创办了华为。然后我就沿着这个思路,做好货源,合理卖给客户,赚客户的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建设这个公司,走到今天。
  记者:你认为华为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任正非:华为没有哲学,我个人没有学过哲学,也没有认真读过哲学书。我认为,如果说华为公司有哲学,就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因为钱在客户口袋里,要让客户心甘情愿把钱给你,你必须要提供好的商品,为他提供需要的服务。
  为人类服务
  记者:近期特朗普总统有讲话,从安全角度、军事角度来说,他认为华为是一家危险的公司。你对此如何回应?
  任正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理解为危险。我们为世界30亿人提供信息通信服务,帮助非洲等艰苦地区、其他地区都能沟通信息。我们就像过去“传教士”一样在深山老林中努力传播文化,我们的精神也有宗教般的虔诚,是为人类服务的,怎么会认为我们是危险的公司呢?5G不是原子弹,5G只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传播内容跟工具没关系。就像麦克风,不能说麦克风能够传递声音就是危险的,可能谁说了什么话、说话的人才是危险的。工具怎么会是危险的呢?
  记者: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之后,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任正非:华为要在技术上努力达到很先进、为人类提供最尖端服务的目标。当然,美国公司也想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共同达到这个目标,共同为人类服务,有什么不好呢?
  记者:目前来看,华为在5G上是领导者,美国对华为的行动会不会给竞争对手一些优势,给诺基亚、爱立信多一些优势?
  任正非:挺好的,它们多赚一点钱也是为人类服务。诺基亚、爱立信都是很好的公司,当年在欧盟反倾销制裁华为公司的时候,第一个反对的是瑞典和芬兰,可能是爱立信和诺基亚做了工作。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很友好,没有视为敌人。因此,它们多拿一点市场份额,替我们为人类服务多担一些责任,有什么不好?
  记者:有一些说法,中国北京方面可能会针对苹果采取一些报复性行动,你认为中国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
  任正非:第一,绝对不会。第二,如果采取这个行动,我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为什么要限制苹果?苹果是伟大的世界领袖,没有苹果就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苹果给我们展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么丰富多彩。苹果是我们的老师,它在前面领着前进,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决不会反对老师。如果有这个行为,你来采访我,我会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封锁苹果的决定。
  记者:有人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道路走,未来可能会出现两个技术生态系统:一个是由中国驱动,另外一个是由美国驱动的。你怎么看?
  任正非:第一,世界走过了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工业化时代,我们有窄轨铁路、标准轨迹铁路、宽轨铁路,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流通。由于那个时候是一种慢速的工业社会流通,交通阻碍并没有这么大。交通的多制式方式演变到通信标准体系来,一直到4G都是多个标准体系,给人类带来的就是“成本贵”,使得人类不能简单地使用。到5G以后的带宽成本大幅下降,一个小体积的设备可以代替体积很大的4G设备,比4G容量大20倍,比2G容量大10000倍,但是体积小很多,能耗只有1/10。
  很多穷人在新时代可以很便宜用到宽带,使穷人更容易接受文化教育。将来信息社会传播时,非常偏僻地区的小孩子可以看到世界是什么样子,进步速度很快,就会种更多的粮食、创造更多的财富,来解决人们脱离贫困的问题,这是有益社会的。
  技术是否可能分裂成两个标准系统,现在我不能肯定地回答。如果将来是两个标准,两个标准在交汇的时候,一个标准在南边爬坡,一个标准在北边爬坡,到山顶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对方“拼刺刀”,我们会拥抱对方,为人类信息化服务的胜利大会师。
  要不要自主创新?
  记者:有人说“如果备胎好用,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都用“备胎”,就是体现了你们所说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我们想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即使我们有调整,也要帮助。
  记者:你觉得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大概会持续几年?这对于华为的发展历史会是转折点吗?
  任正非:你应该问特朗普,问我就问错了。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
  记者:我特别关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问题,很多人认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才是我们未来一条活路。你刚才讲海思作为备胎持久生存,就是有自主创新作为基础,但是你又讲“飞机”上非重要地方该放弃就放弃,不要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任正非: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种行动,我就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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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报道:默克尔传奇退隐】四届16年总理,默克尔跟德国人约定到点退休,时间就在今年秋季大选后。她本可以退而无怒,毕竟任内经历了四任法国总统、五任英国首相、九任日本首相,而她这个过去1000年里第一位领导日耳曼的女性,即将比局她曾倒戈相向的政治导师科尔,成为联邦德国任期最长的总理之一。但大疫当前,死亡枕籍,疫苗延容,怪事频发,选悄晦暗,令她和基民盟忧心冲中。一向亦步亦趋的”男默克尔”拉舍特,作为基民盟新党,居然不点名反击她的批评,贬低她的集权抗疫模式。

    【封面报道:全球芯恐慌】芯片短缺,涨价,暴露的是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内在危机。其产业链条超长,材料、模块、设备、零部件涉及到电子信息产业的几乎所有细分领域,资本和技术密集,上下游环节高度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由于集成电路产业过于依赖高效率的跨境协同,再加上技术的“锁定”和重要环节的集中垄断,极大降低了产业链的弹性,这种危如累卵的“刃锋平衡”状态,随时可能被主要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突发事件一—比如新冠疫情打破。这一危机首先突出地体现在汽车芯片的短缺上。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汽车行业对芯片的需求被加速放大。然而,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疫情,令各大汽车制造商对经济重启带来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策略的判断失误。其实,芯片行业的资源错配,才是导致这场“缺芯”危机的罪魁祸首。

    【封面报道:中国开新局】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份成绩单,真的来之不易,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无论是脱贫攻坚战,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各方面持续努力才取得的。

    【封面报道:云横秦岭家何在】“就地过年”是防疫措施,无关情感。它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心头“吹皱一池春水”,是因为它和“回家”二字钩连一处。它让中国社会同时面对两个相互背反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向往和执着于回家?又为什么厌恶和恐惧于回家?其间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对回家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温度。“就地过年”是一次宏大的社会实验,就像对整个中国进行一次红外热成像,每一个个体都呈现出不同的亮度。家,仍然是中国人最温暖的港湾。这不仅仅是由文化塑造的,还来自人类的自然天性。绝大多数人,对家是依赖和眷恋的。沉默的大多数,是幸福的大多数。但无法忽视,确实有很多声音在争辩:家对于一部分人,不值得依恋,甚至令人烦恼,心生恐惧。

    【封面报道:大厂加班青年】大厂,这是中国工薪族近几年发明的一个流行词汇。从表面上看,它代表着一种自嘲,背后是犹如车间作业般的高强度工作,年轻的程序员焚膏继暑地写着代码,地推销售人员则抛弃双休,整日奔波于写字楼,甚至线下小巷。对很多人来说,看不到头的加班,时常让人身心俱疲。然而,大厂更有光鲜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厂”字无疑代表着“权力”,以及一种职业上的优越感。在帝制时代,皇帝直属的特务组织也被冠以“厂”字,如东厂西厂。它们拥有凌驾于芸芸众生的超然力量。

    【封面报道:大秦功过】电视剧《大秦赋》引发的争议,证明国人的“秦”结依然纠缠于心:自秦王赢政“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直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如何评价秦的功过,不仅涉及如何理解“漫长”的传统中国的帝制问题,更涉及如何理解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和中原诸国相比,秦的“起点”很低。封地徒有虚名,还需要长期和游牧民族交通或作战,由此染上了畜牧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强政府,弱贵族,还被华夏各国鄙视为“戎狄之国”。

    【封面报道:反思“内卷”】从时间意义说,2020年已经过去了,但从社会意义上说,不是如此。你看,互联网行业的员工猝死事件,以及围绕“拿命换钱”的争论,就让人想起2020m年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内卷。“不能让奋斗变味”的批评,作用不大,顶多算是聊起安慰作用的鸡汤。对太多人来说,“用命拼”就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有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奋斗一——不是人变懒了,而是看不到希望而放弃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仍然差遥勃向上的,这一点不用怀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正在发生的不好的趋势。所以,有必要对“内卷”进行一番理论上的辨析和实际中的调查。

    【封面报道:拜登:老姜新方】美国在疫情狂飙中“扬眉舐唇徒自怜”。昔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总统就职典礼,如今已压减规模,且不欢迎普通人驻足遥观。尽管大势已去,特朗普仍主导着过渡期的权力交接。按照平均日增约20万确诊病例的趋势,拜登已经错过了抗疫窗口期,其上台后的“百日抗疫”将是背水一战。竞选期间,拜登一边表示不会拆除美墨边境墙,另一边承诺上任百天内为约1050万无证移民开辟入籍之路,试图讨好大多数选民。但当社会伤疤已经完整显露并趋向撕裂时,当很多美国人因“选举舞弊”把拜登视为“不合法总统”时,拜登的中间路线还能走多远?

    【封面报道:大国的关口】就要和2020年说再见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在2020年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没有之一!这更像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最糟糕,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承平日久,动荡会变得更加难受。在确定性里面生活太久了,不确定性会让人无比抓狂。有一点可以肯定,即2020年会作为一个历史的拐点载入史册。走向哪里,我们还不清楚,但都知道肯定要告别过去了。对中国来说,2020年同样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封面报道:巨头的上限】即使是阿里和腾讯这两家未来的超级巨头,它们在创业之初也一度在“学习和借鉴”之中陷入迷茫。最终,它们走出了自己的中国化之路:一个以第三方支付为切入点,构建电商交易的信用底盘,打造了自己的超级平台优势;另一个以即时通讯工具为入口,从游戏等领域赚取第一桶金,反哺自己成长为了“流量之王”。当“中国化”成长路径不断循环强化,我们的互联网巨头们也开始愈发不同于美国同行。

    【封面报道:中国民企的真相时刻】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会是不平凡的一年。人们常说,我们注定回不到过去了。是的,这个世界变了,落在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身上,过去那种确定感消失了。同样的变化,从悲观或者乐观的角度去看,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想要浅薄的乐观,更不想要懦弱的悲观。回顾历史,每当我们跌跌撞撞来到一个新世界的入口,无不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封面报道:决战贫困】历史性的一天,即将降临,2020年,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对抗贫困中取得了举世瞩目、也为全球所公认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

    【封面报道:冰火诺奖】在知识领域,没有什么奖项比诺贝尔奖更具有世界性的声望。在一个人类逐渐失去共同的价值和意义的时代,诺贝尔奖遭遇了“冰火两重天”:一方面,科学奖(医学或生物,物理和化学)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平奖、文学奖、经济奖也企图为天下“大同”构建一个崇高的标准;另一方面,知识流动、共享的基础,正如种族、群体流动的现实一样,受到了极大阻碍,而且一些学科的理论探索,似乎已经摸到了透明天花板。

    【封面报道:疫苗竞赛】新冠肺炎疫情,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随着疫情蔓延和深化,政治甚至压倒了科学。这有几个原因。首先,即便它像SARS一样最后仅限于中国和周边小范围,热衷于树立假想敌以服务于国内政治的国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政治攻击机会。

    【封面报道:寻找一朵棉花的极致】一个企业用心赢得消费者的商业故事,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对大国技术进步、企业家精神的探索,有着不凡的意义。

    【封面报道:500强,谁是好企业?】2020年,中国企业面临着三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一是高光的时刻。2020年《财富》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上,中国大陆(含香港)的500强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我们更大幅领先,达到133家,比美国多出12家。而曾经被中国企业视为学习榜样的日本,入榜企业只有53家,不到中美的一半。

    【封面报道:百度的AI远征】2000年,百度公司在北京中关村创立。在PC(个人电脑)时代,这家公司是当之无愧的“入口之王,“有事问百度”成为了深度嵌入中国人生活和工作的一种自觉习惯。同时,百度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BAT的“头字母”。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10年,百度就开始布局Al。从大数据、语音交互、智能云、自动驾驶到Al芯片等等,百度是中国最早全产业链布局Al的互联网企业,而吸引眼球的无人车和小度音箱,只不过是百度AI帝国的冰山一角。

    【封面报道:冷战往事】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又在美国上空徘徊。当前,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企图把中美再次拖进冲突与对抗,把世界重新推入动荡与分裂。“中方不会让这样的阴谋得逞。”8月5日,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因为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离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封面报道:呼唤“改革牛”】2020年六七月之交,上证指数突然被拉升,并穿透3000点大关,最高突破3400点。但是,谈“牛市”显然言之过早。2015年的“牛市”,上证指数冲向了5200点,但它早已被定论为“杠杆牛”。到7月下旬,在新一轮的“科技股”概念热潮之后,股市再次出现了回调。未来走向,有待观察。尤其对中小投资者来说,理性投资比什么都重要。那种笃定自己将成为概率赢家的过度自信行为,无疑是对个人和家庭财务的不负责任。过去这些年,很多人因此遭受惩罚。实际上,A股的走向,一直都是被“流动性”这个超级因素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着。简而言之,有多少钱流入股市,流入的途径是什么,将最终决定股市走向哪条路–是“杠杆牛”,还是“健康牛”。

    【封面报道:又见乡村】最近一段时间,山东的合村并居行动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随着农村房屋闲置情况的增多,各地近些年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在行动规模上有不同而已。这个行动也不是孤立进行的,可以说是各个地方落实乡村振兴方略的一个抓手,与“收回”宅基地相伴随的是关于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规划。三农问题已经很久没有像最近这样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心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审视已经多年没有好好看过的中国乡村。

    【封面报道:“强省会”时代】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一个经济地理的“建网”过程。这张网通过一个个的枢纽点进行连接,犹如血管组织,它们的活力和畅通,让血液携带“养分”——生产要素在大国经济体内流动,推动中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这些枢纽点,就是日益崛起的“核心城市”。

    【封面报道:危机唤醒美好企业 领教工坊发起企业家觉醒运动】2020年5月30日,”新璐湖之会:危机唤醒美好企业”中国企业家反击“黑天鹅”思想秀在无楊船湖鎮荡口古镇王莘(《歌唱祖国》创作者)故居召开。“新,湖之会”是由领教工坊精心打造的企业家精神分享活动,与南风窗、秦朔朋友图联合主办,国际公益学院和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提供学术支持。 12世纪的糖湖之会是朱嘉与陆九渊两派哲学家们之间围绕心学和理学展开的影响深远的大醉论.新鹅湖之会是意见领袖、商业领袖、公共媒体和企业家等力量共同参与的,主要团绕企业本质展开的一场大讨论。和历史类似,对于企业的本质也有股东至上论/利润最大化论和美好企业论/社会价值论两种主要意见。

    【封面报道:非常“中国策”】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之后顺利闭幕。众所周知,2020年全国“两会”是在非常时期召开的,非常时期对应着非常形势,非常形势需要非常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下团”过程中,完整阐释了这个“中国策”的内容,对如何应对疫情严重冲击特别是伴随疫情冲击而来的国际环境巨变,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方针。准确理解和有效贯彻这个指导方针,成为全国“两会”之后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对我们应对短期困难和谋划长远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封面报道:后浪无声】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外浪头高-正在日本浪花村避暑的郭沫若下海漫了一会儿,没有风,浪头却不小。这让这个19世纪的90后突然感悟了生活的底蕴。海浪发生的时候,从海面到几百米甚至数千米深的海水都在整体运动。在科学家眼里,这只是一种波。波推到岸边的时候,海底越来越浅,产生向上涌动的力量。与此同时水在地心引力的拉扯下,会出现回落现象。这就是浪头。

    【封面报道:说不尽宋朝】这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朝代。电视剧《清平乐》,展现的是爱的一面。宋仁宗身上,浓缩着北宋的朝堂特质。他让人说话,不在意臣下的冒犯,因此“天下英雄尽入毅中”,在他治下,人文鼎盛,星辉灿烂。你说错了,他不怪你,你说得对,他也不一定照办。苏辙的策论,上来就对皇帝迎头痛骂,甚至就是人身攻击,而且有些攻击毫无道理,但仁宗不生气,并认为自己为后代物色到了宰辅之材;王安石写万言书,纵论当朝时弊,力言改革的迫切,仁宗看了看,就放到一边,懒得管这么多,而这封臣子写给皇帝的信,居然流传天下,人人争说安石之贤。

    【新冠,新世界】战争、饥荒和瘟疫,是与历史变轨相关的重要力量,要么是变轨的原因,要么是变轨的表现。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减少人口。说起来有点冷酷,但纵观历史,这就是入类与自然之间达成平衡的方式。农业,促成分工发展、职业分途、阶级分化,推动城市产生、文明繁盛、人口滋长,但它同时让我们在长达近万年的时间里不断触及天花板——自然对人口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明消耗的供给能力。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是绝对的,人口是相对的,因此达致平衡的方式就是减少人口。挣脱“马尔萨斯抑制”的办法,是科技。科技的结果,是工业革命。工业远比农业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同时,工业化的农业能大幅提高产出率,从而持续支撑工业化。在此基础上,一整套的政治、社会、文化上层建筑被构建出来,生成新的伦理,对人类能力带来新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就是灾难的机会。

    【“战时”美国】这场世纪瘟疫,除了短期内还给地球一片寂静外,还将引发中期的经济衰退、全球化退潮和产业链重塑。中国走出了疫情阴影,美国成了危机中心。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思维,至少对美国前期的疫情判断产生了负面影响。而疫情全球蔓延对国际道义的刚需,也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限度。眼下,中美最高领导人都在为螺旋式下滑的两国关系“踩刹车”。白宫前期应对疫情不力,和今年正逢美国大选不无关系。比方说,在美国只有几十个病例时,特朗普自然会担心如果政府强势干预,很可能会成为“狼来了”故事里的小孩。大选年,在对方阵营造势不停的背景下,己方也很难放慢脚步。所以,直到两党在3月11日各自叫停集会,疫情报道才逐步占据美国媒体头条。两天后,特朗普才宣布全美进入紧急状态。

    【抗疫:全球硬战】一战打了4年,二战打了6年,新冠之战应该不用那么久,但这场全球“硬战”只给了美国两个月的隔岸观火期。而特朗普生生把一手好牌,打成了确诊数日增数干、美股两周内熔断4次、失业率可能飙至20%的局面。为了扩产医用品,白宫“战时总统”将启动朝鲜战争时期的法案,可谓自顾不暇。而中国苦战两个月,把累计确诊数控制在8万出头,赢得了时间窗口,正尽力支援伊朗、意大利等重灾区,以免全球确诊上百万例时,疫情回灌压力突破国内检疫、救治能力的阈值。目前,全球已有40多国宣布了紧急状态。截至3月21日,确诊数排全球前15名的海外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12个,成了新的世界疫情中心。

    【复工,突破重围】理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三个数据。第一个数字是100万亿。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99.08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如此巨大的基数,加之“小康年”的到来,意味着2020年的经济增长任务会很重。同时,复工也必须尽快,因为停工一天或者半开工一天,财富的损失即是天文数字。此外,在全球贸易博弈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之下,还必须警惕国际上某些对中国制造进行“转移替代”的声音。于是,我们必须处理好“战疫”和复工的关系,既要尽全力保卫人民的生命健康,也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

    【风雪武汉】“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胜利怀抱期待。疾病要剿灭,生产要恢复,生活要继续。这个冬天,已经过于漫长,在武汉最艰难的日子里,冷风白雪,飘拂江城。汉阳晴川的春树历历,鹦鹉洲上的芳草萋萋,是这一刻最强烈的想望。所有人都在期待着那一天,摘去口罩,漫步江边,放心地呼吸,细看那孤帆远影,白云黄鹤。

    【决战新型冠状病毒 战疫】疫病如旋风般扫荡而至,2020年的开头,中国人过得非常艰难。为了把与疫情的对抗控制在一场“局部战争”规模之内,武汉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展现了非凡的坚忍与勇气。 长期处于一部分不理智者的误解与伤害威胁下的医护人员,一头扎进了疫情深处,在防护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夜以继日、无怨无悔。重疫区里,被确诊的、被隔离的、事实患病但尚未确诊的人们,堕入了和平时代里最为残酷的灾难处境,由于医疗资源紧缺,许多人也客观上无法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济。然而即便泪已流干,能站着就依然站着。为了快速扩大收治规模、提升收治能力,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火速开建,无数戴着口罩的建设者,再一次印证了中国速度,更重要的是,标示了长存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

    【Z世代爱情】2020年,勇敢去爱吧。无论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更多的爱将被铭记。过完年了,让我们谈一谈爱情。无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对个体来说,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怎么谈呢?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爱情,至少就有了对爱情的向往。爱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超越生死的价值。“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是古人说的,到今天也几乎没有谁可以把爱情与生死说得这么透骨。“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也是古人说的,和今天任何对含蓄而真挚情感的表达相比,亦毫不逊色。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古今中外,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时代总在变化,不同世代之间,在恋爱观和情侣关系上总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认识这种差异,就是今天我们谈一谈爱情的主要目的。

    【上味·过年】春节,天气至寒,记忆最暖。中国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一定有春节的一席之地。长辈,尤其是母亲忙碌地为过年制作菜肴的场景,成为许多人一生的阳光。在这一刻,人们心无旁骛,不再被生活的烦恼所束缚。他们把一个家庭所能获得的最好的食物全部拿出来,虔诚而庄严地加工。这个时候,他们的劳动对象不是食物,而是爱。“酥酪醒關,名为上味。”

    【特朗普会连任吗?】弹劾总统,从来没那么简单。1999年1月12日,针对比尔·克林顿在白宫性丑闻案中“作伪证”等行为,国会参议院在经过几天“审理”后,最终“宣判”不予“定罪”。为什么一桩“证据确凿”的弹劾案,在对立政党以55席控制着的参议院,居然没能得到过半数(何况过2/3才能定罪)的议员支持?这就是政治。不光没能定罪,当初发起弹劾案的众议院多数党,还在发起弹劾当年的众院改选中,丢掉了5个席位。

    【国企混改赋能】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6%,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增速放缓的程度,依然在中国经济的可承受区间,但不容否认,改革的迫切性正与日俱增。那么,在民企投资信心亟需提振的时代,新一轮的改革从哪里切入?拥有巨大资产存量的国资体系显然成为了焦点。截至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10.4万亿元,负债总额135.0万亿元。这是世界上最蔚为壮观的国资系统。

    【中国式隐形冠军 领教工坊助力民营企业升级】2位前商学院教授与商界领袖联手,开创企业家教育新模式,8年来帮助超过300位企业家实现“第二次成长”

    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注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次全会作出的决定规划了中国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路线图,给出了一个“操作原则指南”。

    还在女儿、女孩、女生的时候,她们想当然地以为,三十,是成人世界。这个所谓而立之年,虽然近在咫尺,但仍然可以平稳度过,甚至不掀起任何波澜。现在人到三十,到了眼下,这个数字突然变得难以描述了。懵懂青春在前,油腻中年在后,三十而立在中央。向前冲,还是颤栗?相比男性,长久以来,长辈们、遗传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社会学家们,灌输给她们的是一个关于家的概念,和关于这个概念的全部的爱的理念。

    江南,是一个地域称谓,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自泰伯奔吴,黄河流域的先民一路往南,于太湖之畔繁衍生息,并与充满生命力的越文化逐渐融合。吴越崛起为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带,并不断向周边开拓交融,这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锻造过程,使得江南文脉得以千年流淌。在中古之后,江南文化愈发代表着中国的富庶和多彩,以及西方人对古老文明的美好想象。

    在法定货币时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运行,更影响着普罗大众的钱包​‍‌‍​‍‌‍‌‍​‍​‍‌‍​‍‌‍​‍​‍‌‍​‍‌​‍​‍​‍‌‍​‍​‍​‍‌‍‌‍‌‍‌‍​‍‌‍​‍​​‍​‍​‍​‍​‍​‍​‍‌‍​‍‌‍​‍‌‍‌‍‌‍​。美联储尤甚​‍‌‍​‍‌‍‌‍​‍​‍‌‍​‍‌‍​‍​‍‌‍​‍‌​‍​‍​‍‌‍​‍​‍​‍‌‍‌‍‌‍‌‍​‍‌‍​‍​​‍​‍​‍​‍​‍​‍​‍‌‍​‍‌‍​‍‌‍‌‍‌‍​。8月1日,美联储公布降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2%至2.25%​‍‌‍​‍‌‍‌‍​‍​‍‌‍​‍‌‍​‍​‍‌‍​‍‌​‍​‍​‍‌‍​‍​‍​‍‌‍‌‍‌‍‌‍​‍‌‍​‍​​‍​‍​‍​‍​‍​‍​‍‌‍​‍‌‍​‍‌‍‌‍‌‍​。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将利率降至零以来的首次降息。9月18日,美联储再次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1.75%~2%的水平。这是第二次降息。

    我们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敞开胸怀迎接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中国将迎来充满无限可能和希望的未来。

    今天谈青年,主要所指是90后和00后。2019年,最年轻的90后和最“老”的00后,都已经成人。80后以及更年长的世代,目前依然掌控着社会,但社会已经挣扎着想要出逃,去接受新的主人。80后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因为这一代有很多独生子女,在孩童时代出现了许多“小皇帝”。显然,他们没有垮掉,还支撑起了中国真正的国际化时代(以2001年“入世”为界)。此后的世代,没有再被贴上悲观的标签。似乎进入21世纪之后,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声音就消失了。除了标签总是被事实证伪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进入了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的新阶段,上一代已经丧失了挑剔下一代的底气和能力。

    财阀,是个极其有力量的词汇,它让人想到权势、财富,以及傲慢和冷酷。财阀的本质特征是权力,这是和企业家最大的不同。在汉语中,但凡有“阀”的名词,多半如此。比如军阀,以枪杆子为凭借,掌握一方行政税收大权;比如学阀,以资历和人脉为抓手,左右着职称评定和科研经费发放之权。总之,其他是手段,获取权力才是最后的目的。

    国际贸易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持续6年的自由贸易区改革试验亟待质变。

    挑动文明冲突如果成为政治的主流,必将反噬自身,并将大国关系推向危险境地。

    WTO岌岌可危,一批影响深远的自贸协定正在重构全球贸易版图。中美重启贸易谈判,但之前的加税继续。按中方统计口径,中国对美每年出口的约4700亿美元商品中,已有2500亿美元商品被美方加税;美国对华每年出口的约1500亿美元商品中,有1100亿美元商品被中方加税。动辄一两干亿美元的商品被对方加税,看起来量挺大,但在贸易世界里,这样的数字并不惊人……

    “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任正非“世界观”的准确理解,有助于在“力挺华为”的全民热潮之下,始终保持一种正确的三观。

    高考改革举国关注,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时刻”。

    全球恐怖事件频发引人深思。西方政治的变化与宗教冲突加剧之间的关系已无法回避,纠结于因果毫无意义,阻断恶性循环才是关键。

    《南风窗》2019年第09期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成为通用技术,拆散了200多年来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工作”

    在一些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夜晚八九点依然灯火通明,已经成为一个日常景象。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基层,无分昼夜、无缘假期的工作状态,也已经让许多公务员习以为常。有人会问:认真工作的人,谁不忙碌呢?的确,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没有一种职业是轻松的。儿歌里都唱:“西天取经不容易,容易干不成大业绩。”不过,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忙碌,和一般的社会性职业有显著的区别。

    大道至简,政简易从,简除烦苛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中之重。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点亮真正的改革之光

    有故乡的人是幸运的,许多人已经找不回故乡了

    倘若没有酒,人间一定没有这么精彩。因为酒温暖了血液,连通了人心,怂恿了倾诉,沟通了天地和凡人。春节来了,那么多人又要进行一年一度的大迁徙。他们要回去见那些久久未见的人,“见”的方式,是欢饮几杯,存问近况,说说彼此过得好不好。所以那么多人,提着酒登上火车。

    在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任由产业链的人为重新分配,显然对中国经济是一种潜在风险。而且,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如何捍卫全球产业链?这不只是企业所面临的课题,在必要的时候,国家适度、合理的介入,不可或缺。

    要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动机,上海亟需一个资源集聚和分发的抓手,要从长期由北京中央部委垂直监管的金融市场中实现某些突破,这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必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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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2019年第13期(任正非的世界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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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介绍

南风窗

《南风窗》,创刊于1985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以其公允而独立的叙事立场、冷静而优雅的叙事风格闻名。在政治、经济及思想学术领域具有广泛阅知率。美国《时代》周刊称《南风窗》为“一份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时事刊物”。

出版周期:双周刊